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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山，又名太和山，位于延安城东北、延河北岸，高100多米，方圆约4平方公里，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的所在地。1938年3月，新华社从延安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新打的窑洞里。七大开幕时，陈毅同志赋诗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84年12月，中宣部批准了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项目。1986年10月24日，延安新闻纪念馆建成开馆，中国记协组织几十位“老延安”前来祝贺。如今，延安新闻纪念馆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清凉山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历史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做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我军撤出延安后，新华社大部分同志由社长廖承志率领，前往太行地区寻找新的工作点。副总编辑范长江领导部分同志留在陕北子长县，在一座简陋的寺庙里播发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的战报。直至国民党军逼近子长县，他们才带着电台急行军转移，追赶中央机关队伍。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组成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新华社工作队称四大队，范长江任大队长，最初有40余人，后因工作需要，到当年11月人员调整到107人。四大队有3个分队，第一分队为编辑和英译人员，第二分队为电务和中译人员，第三分队为行政后勤人员。四大队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一方面传送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陕西分社的前身）和西北野战军分社的报道业务。
当时，陕北敌我力量对比约为10比1。胡宗南仗着自己兵多，急于寻找我军的主力决战，又是派飞机四处侦察，又是用无线电台监测，并悬赏30万元监测毛泽东的电台，悬赏20万元监测彭德怀的电台，但敌人始终未能搞清楚我军的行踪。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汇报给毛主席。那时，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驻地在王家湾，离马蹄沟还有几十里地，而四大队住在高川，距王家湾不远。当晚，胡宗南部以四个半旅的兵力向马蹄沟方向进发，而王家湾是胡宗南部袭击马蹄沟的必经之地。中央机关立刻向山上转移，同时命令四大队也立刻转移。据四大队工作人员张连生回忆说：“当我们走近山口时，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站在雨中，正在等我们呢！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才在这里等我们的。见到我们都赶上来了，他们才放心地同我们一起上了山。”当时追军紧逼，又遇狂风暴雨，大家相互扶持、前后照应，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艰难行进，安全转移。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途经12个县，先后住过37个村庄，大的转移有8次，行程数千里。期间生活非常艰苦，他们常以黑豆、酸菜充饥，以门板、磨盘、灶台作办公桌，环境也非常险恶，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每天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机关领导阅读。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大新闻和重要社论、评论，都是经四大队电发太行，由临时总社播发全国的。1948年4月22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随同中央支队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新驻地。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陕西分社的前身）、《边区群众报》（后改名《群众日报》，《陕西日报》的前身）、西北新华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在陕北时期也是“三位一体”，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2月19日，西北新闻社成立，李卓然任社长，胡绩伟任总编辑。同年3月12日，成立于1940年3月的《边区群众报》因战事紧张被迫停刊，报社人员编入西北新闻社。1947年5月27日，西北新闻社改组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1947年3月成立的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后来也归总分社领导。
西北新闻社在筹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同时，积极筹划恢复《边区群众报》的出版。在6期试刊后，《边区群众报》于1947年4月21日正式复刊出版，并由过去的三日刊改为日报，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采取油印、石印、铅印等多种方式坚持出版，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唯一坚持出版的党报。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转战陕北途中，在绥德县霍家坪更名为《群众日报》（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报头仍然由毛泽东同志书写。4月22日延安光复，《群众日报》回到清凉山继续出版。
1949年元旦，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简称西北台）在清凉山上试播，1月5日正式开播。此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总分社社长为林朗，报社总编辑由总分社总编辑胡绩伟兼任，电台负责人由总分社副总编辑金照兼任。
西北总分社及其前线分社、群众日报社、广播电台的同志们转战陕北和西北前线，采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战地报道。例如，1947年5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林朗采写的通讯《记蟠龙大捷》，以生动的笔墨记述了蟠龙大捷的战斗过程及边区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支持。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西北野战军当日收复延安的消息。4月23日，新华社播发记者汤洛写的通讯《毛主席万岁》，生动地反映了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期间老百姓参加游击队、巧妙打击敌人、热爱毛主席的事迹。1948年9月，新华社播发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采写的反映火线见闻的长篇通讯，彭德怀副总司令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种深入战斗一线采访报道的作风值得提倡推广。1948年4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成立了收复延安报道组，乔迁任组长，成员有汤洛、张光、范永新等。报道组同志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新闻稿件，如《好！延安回来了！》《延安在狂欢》《延安人民的爱和憎》等，以激情洋溢的笔触表达了延安军民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和欢快场景。他们还采写了大量反映延安人民恢复生产、工作、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报道，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边区群众报》创刊之初，工作人员不到10人，进城时已发展到近300人。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西安。这时，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抽出120多人组成西安报业接管组，进行学习培训，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5月20日西安解放，接管组也跟着进城。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开始在西安发稿办公，先是出版《新闻简报》，及时报道最新消息，5月27日就在西安开始出版对开两版的《群众日报》，6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四版的《群众日报》。报社大部分同志分两批从延安到达西安。胡绩伟回忆说，群众日报社进西安后，又接管了国民党原统治的新闻单位200多人，“一个500多人的大机关住进原来国民党省党部的旧址，真够气派！”随着西安解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9年6月1日开始在西安播音，一周后更名为西安新华广播电台，不久又更名为西安人民广播电台（仍为西北台）。
1949年，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这个“三位一体”的机构进入西安后，调配干部“成了问题”，仅八月、九月就向甘肃、青海、宁夏派出了120多位新闻干部；紧接着又派记者进疆，充实加强新疆的报道力量。陕西的报道由西北总分社直接负责。1948年—1949年期间，西北总分社还在陕西各地及陇东建立了10个支社以加强报道。
1950年5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在西安分别设立独立机构办公。5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根据中央新闻总署的决定，确定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建立陕西分社的方案。6月1日，新华社陕西分社正式成立，张帆任分社社长，分社业务归属西北总分社领导。1954年10月，随着西北局的撤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随之撤销，总分社人员部分调往北京，部分调往其他分社或单位，大部分留在陕西分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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