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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甘宁省委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是经国共两党签订协议共同承认的“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1937年9月，首府为延安。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抗日斗争的出发点，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红色历史
吴起镇——并非偶然的“落脚点”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小册子在英国伦敦出版。短短一月间，此书先后发行五版。从此，来自中国西北一角的那颗“红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主力陆续进驻吴起镇。吴起县党史专家马广千介绍，党中央在这里的13天里，开了7次会，打了4次仗；由彭德怀指挥的“切尾巴”战斗，彻底击溃尾随而来的国民党骑兵部队。捷报传来，毛泽东欣然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至此，该支队主力历经367天、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正式在吴起镇画上句号。
虽然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并非事先安排好的，但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这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是党中央行军大方向决策正确。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针对张国焘南下分裂的企图和危害，9月9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12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明确放弃“川陕甘计划”，决定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创建革命根据地。二是陕甘苏区革命环境基础好。9月20日，陕甘支队抵达甘肃哈达铺，从几份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有苏区的消息后，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的阵地”。党中央和毛泽东长征途中机动灵活的方向性决策与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陕甘根据地较好的革命基础，这两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时代际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堪称“水到渠成”。
陕甘宁边区
人才的“摇篮”——中共抗日干部的培养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改革旧有的教育体制，推行“干部教育重于社会教育”的独特教育体制，积极进行抗日干部的培养，成为中共抗日干部的“摇篮”。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除加强原有的干部教育外，还开办了许多中高级干部学校。边区成为中共抗日干部的大熔炉，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在边区培训后又走向全国抗日战场，源源不断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着各类干部人才。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即已设立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中，中央党校是抗战时期专门负责培养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而“抗大”作为中共中央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仅在陕北三年多就培养学员15000余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军事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陆续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系列干部学校，主要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其中，陕北公学是最早创办的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学校，一如毛泽东所说“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至1941年8月并入延安大学时，陕北公学已经先后培养学员1万多人。整个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前线输送了10多万抗日干部，大多数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工作，成为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遥控”抗战——敌后战场的指挥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抗战的指挥堡垒，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由于陕甘宁边区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中共中央能在这里集中研究和解决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将各项决策传达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正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抗战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写了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如抗战伊始中共中央即召开洛川会议，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开辟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是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并成功创建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提出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路线，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同时，中央军委在陕甘宁边区也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军委总政治部的成立缘于对全军政治工作统一领导的需要。1938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前后方及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既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部门和全军的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构，又是中共中央负责军队党的工作的机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战场的指挥中心可见一斑。
抗日的“灯塔”——抗战思想文化的传播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共领导全国抗战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中共中央在边区制定的思想方针、文化政策指导和影响着全国。全面抗战以来，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到陕甘宁边区，投身抗日战争，形成一支阵容可观的抗战文化队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不仅有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新闻出版团体，还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抗战生活》等重要报刊，能够让全国各地及时聆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思想。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即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包括国防教育研究会、战歌社、海燕社、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等众多文化团体。在中共的领导下，这支抗战文化队伍坚持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本性理论和政策问题，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随着抗战的发展，文化团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先后成立，这些文化团体通过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开办讲座等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抗战文化。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创造了戏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边区自卫军》《平汉工人破坏大队》，音乐《南泥湾》《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民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推动了中共抗战思想文化的传播。
根据地的“试验区”——边区的示范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许多关于政治、经济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试验区，并作为示范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正如毛泽东所言“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是中共民主建设的示范区。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进行了乡、县和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标志着中共真正建成了民主制度的试验区。朱德曾谈到“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民主选举，并在参议会和政府中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标志着抗日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民主制度的建设和试验，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提供了经验，树立了典范。
陕甘宁边区也是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模范区，这是由其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随着抗日战事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遇到极大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和典型，毛泽东称赞其“成了全国的模范”。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由边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都是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然后再在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所以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毛泽东曾在1938年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40年他又讲到“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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